运动场中的阶级对抗“业余—职业主义之争”的实质当业余主义在19世纪中叶出现后，短短几十年间所有体育活动都迅速两极化，导致业余主义者和职业主义者之间彼此敌视。在“业余—职业主义之争”正盛之际，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
例如，19世纪80年出版的《体育百科全书》这样描述职业运动员：“只要英国有民族运动，就会有某些阶级的人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以此获利，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职业运动员。”
对于业余爱好者，《百科全书》的措辞又显得极为恭敬，“在大多数体育运动中，都有一些有钱的绅士，尽管他们不反对利用骑马、划船或跑步以换取金钱或进行，但他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娱乐，而非牟利，与‘职业运动员’相比，这一群体出身高贵、温文尔雅。”
编纂者们认为，之所以要区分二者，一方面因为如果允许那些有偿参赛、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与那些只能利用闲暇时间训练的人竞争，会打压后者的积极性，并阻碍最真实的体育形式，即诚实地娱乐。
另一方面则因为，如果一项运动完全掌握在那些用体育来赚钱的人手中，体育运动将被谎言和欺骗充斥，民众无法亲自参与其中，只能观看或，对其身心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星空体育官方网站。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体育百科全书》的描述中，似乎业余主义为体育公平、社会公平而生，职业主义则是威胁体育和社会公理的祸根，但问题在于，难道那些受邀参加比赛的普通工薪阶层不够“业余”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得到基本补偿以外的酬劳吗？
更何况在19世纪80年代，运动员已经成为一部分民众的职业，参赛的酬劳和奖金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他们显然不能无偿比赛。甚至《体育百科全书》也援引了业余体育协会对“业余”的严苛定义——“业余运动员是指从未与职业运动员竞争奖金、下过赌注，从未与职业运动员竞争任何奖项，从未教授、从事或协助职业运动员，不以体育为谋生手段的人。”
一味推崇业余主义，只是将大量的民众隔离于运动场之外，受到保护的只有业余绅士，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变为少数人的特权，《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却刻意忽视了这一侧面。
实际上，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业余”并非褒义词，在英国贵族刻意推动下其意义才得到升华，成为19世纪贵族形象的标志之一，所以有评论家认为“业余爱好者与绅士，是两个完全可以相互转换的术语。”
从内涵看，业余主义与古老的骑士精神相关，因为骑士精神既有贵族对英勇参军的自我认知，也有以自制和正确信仰为标志的中等阶级理想，业余主义还表达着人们对前现代体育暴力特征的恐惧和对商业活动可能侵害体育道德的忧虑，因为当时的确还有部分运动纵容着暴力和，对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此外，业余主义还体现出上流社会对情绪控制的追求，他们认为无论是进球后大肆庆祝还是在比赛中大声对裁判都有失风度，战败者应向胜利者表示祝贺，而不是与命运争吵。在上流社会眼中，这些优雅的行为是情绪化的、粗俗的下等人永远学不会、做不了的高雅艺术。
总而言之，绅士们将各种极其高尚的理念与情感同业余主义融合，使其变得宽泛且难以捉摸，业余主义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和现象的综合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行为的标准，成为历史时期的贵族、中等阶级、公学教育者、改革家实现某些抱负的可靠指引，在他们手中业余主义是排他手段、教化民众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工具，也是扩张的平台。
相比之下，职业主义直白很多，它在英国日益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之下自然生长。高水平运动员或者身体健硕的工人可以在符合工业社会的规则下从事商业竞技赚取收入，观众可以享受感官刺激，举办者赚取美名和财富，其更加合理的运行机制让民众得以在工业社会中欣赏有序暴力。
因此，职业主义的支持者中除了核心参与者工人阶级外，还包括各种身份的群体，其社会基础远比业余主义广泛。职业主义体育中，只有敢于迎接竞争的获胜者才能得到观众青睐，为此，体育俱乐部必须以高薪招募优秀运动员。
正如伯恩利足球俱乐部的一位管理人员在1885年所言：“事实上，公众不会去看劣等球员，之前，我们没有聘请过任何高水平球员，也就没有球迷来看我们的比赛。”在这种逻辑之下，对抗与竞争、“金钱”与商业成为职业主义体育的基石。与业余主义相同，职业主义不仅是一种运动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行为。
马克思在《党宣言》中深刻剖析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结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结构日益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改变加剧了阶级对抗，社会运动高涨，各种变革诉求层出不穷，整个社会朝着与现代的方向前行。
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曾短暂联合起来要求选举权，先是取得了1832年议会改革这场阶段性胜利，推动英国从贵族制向制前进，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部分工人成为选民，1884、1885年议会改革更进一步，全国2/3的成年男性成为选民，此时英国的面貌与社会风气和19世纪初相比已有云泥之别。
虽然上述改革基本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但并不意味着旧势力会心甘情愿地分享权力，当经济领域遭遇挑战时，他们必然会在相对边缘的地带巩固权力，“业余—职业主义之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
以英国史的关键事件为节点，可以准确地把握“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与阶级对抗之间的紧密关系。60年代以前，贵族集团的、经济力量因为1832年议会改革、1846年《谷物法》的废止以及宪章运动而遭到冲击，此时业余主义横空出世，成为精英子弟参与体育活动的指导思想。
60年代后，中等阶级日益壮大，并在1867年议会改革中成功分享了、经济大权，新旧统治集团达成妥协与合作，业余主义作为排斥底层民众分享权力的手段也进一步扩张，因此，纵使业余主义的“原创者”贵族集团在此时趋向衰落，但业余主义对职业体育几乎实现了全方位的压制。
1884、1885年议会改革连同1883年足总杯决赛则在和体育两个领域同时给予保守集团沉重打击，一部分精英采取务实态度，选择改良业余主义体育，另一部分精英却选择加固“业余主义”的城墙，以期隔绝职业主义和工育的威胁，“业余—职业主义之争”由此公开化、白热化，诸多体育项目走向。
20世纪初，由于统治集团面临着土地和社会改革、主义运动、自由贸易、工党崛起和殖民地统治松动等一系列挑战，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维持对体育界的控制。因此，在顽固派的推动下，业余主义体育出现了“回光返照”。
综上所述，“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与19世纪后期英国改革风起云涌的变化紧密相关，本节将分析“业余—职业主义之争”的第一个本质特征，阶级对抗。阶层之别在英国的体育运动中根深蒂固，《球场》杂志就指出，绅士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贯穿于19世纪初所有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机构。
“而且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别，如果一位绅士成为职业者，他仍然是一位绅士。当绅士和非绅士在体育比赛中相遇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两个人在竞赛，而是普通人在向绅士发起挑战。”
虽然等级差异如此明显，但在“业余绅士”的称号出现之前，贵族以参赛者、赞助人、赌徒等身份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非常普遍。19世纪初的贵族有强烈的意愿为不同阶层创造相对平等的体育竞争环境，也不排斥和平民同台竞技。
“业余”一词在当时也主要用来形容这些体育活动的贵族赞助者，而非无偿参与者，学者斯通就认为贵族是当时英国普及体育的主要商业力量。但是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出于对时代平民力量的恐惧和维持社会地位的需要，相当一部分曾经接受竞争、愿意和普通人同台竞技的贵族变成了对社会漠不关心、沉溺于业余神话之中的“业余绅士”。
业余主义向阶级压迫手段转变，体育表现着贵族对社会排他性的渴望。以业余体育俱乐部（AmateurAthleticClub）为例，最初，该组织对业余主义的定义比较宽泛，仅认定那些参加过公开比赛，或为公共资金或入场费而参加过比赛的人为职业主义者。
但在1868年，该定义又被修改为“任何业余爱好者都必须是绅士”，从身份上切断普通人踏足精英俱乐部的可能性。1873年《体育公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对这一历史转向做出了精准评价，“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业余爱好者与职业者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优点与兴趣，而是源于不同的社会地位。”
这样来看，查尔斯·博克斯对业余板球选手的定义——“非职业选手，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太过理想化了，尼尔特的观点更加尖锐，也更接近现实，“对于大多数社会精英来讲，体育是实现社会分化而非和解的机会，（体育）被用来限制而不是扩大与社会下层的接触。”
后者的论断在猎狐、高尔夫、草地网球、赛艇等几乎不存在跨阶级联系的运动中得到充分证实。在19世纪中叶这个大众体育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时代，上述源自乡村生活的运动却基本没有向上流社会以外的世界传播。
对于身份高贵的参与者而言，这些运动是一种乐趣，一种休闲和社会仪式，在此背景下，猎狐传统变为协助贵族、士绅、富裕中等阶级建立稳定联系的优雅的社交活动。